合計遭罰逾2億元!2021年新年伊始，國家開發銀行、工商銀行、郵儲銀行等7家金融機構被開21張罰單，合計遭罰近2億元;而2020年最后兩天，財付通、騰付通各被罰沒877萬、614萬，北京銀行被罰4290萬元，鵬元征信被罰沒接近2000萬元……再加上“防止數據金融平臺大而不能倒”的官方表態，讓業內嗅到了金融業監管的新風向。

2021年1月9日，在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和中國公司治理50人論壇聯合舉辦的“公司治理與金融監管研討會”上，多位業內專家認為，金融業具有利益相關者參與治理難、負債率高、系統性風險大、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大等特點，但由于目前大股東或最終控制人控制董事會成為一種常態，顯性或隱性的“一股獨大”問題導致多起金融風險事件發生。專家認為，公司治理是防范金融業系統性風險的重要制度安排，而提高金融業公司治理水平的核心是規范董事會治理，提高董事會效率，尤其需要增強董事會的獨立性。

“一股獨大”問題待破解

金融業是巨額資金的集散中心，具有高負債經營、自有資金比例較低的特點，其任何經營決策的失誤都可能導致“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而近些年發生的多起金融風險事件均與大股東過度控制存在密切關系，顯性或隱性的“一股獨大”問題有待破解。

“我國上市公司的董事人選往往基于股權比例，大股東或最終控制人控制董事會成為一種常態。盡管也可能有中小股東的累積投票，但金融業上市公司累積投票比例只有25.23%，低于非金融業的38.97%。加之監管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大股東或最終控制人控制董事會導致董事會不獨立，高管層也聽命于大股東或最終控制人，因此，內幕交易、不正常關聯交易，低價進入高價變現，轉移公司資產的可能性大增。”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華指出。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劉紀鵬也表示，“目前包括金融業在內的絕大部分公司，董事長不僅被確定為公司的一把手，而且往往由大股東選派，并擔任執行董事，由此使得董事會完全受控于大股東或最終控制人，這就使得獨立董事，監事會等只是‘花瓶’，公司內部的制約和平衡因素大幅減弱。”

“2019年，金融業上市公司董事會中獨立董事達到一半的公司比例只有2.80%，絕大部分公司僅僅恰好滿足證監會最低1/3的要求，一些需要高度獨立的專門委員會，如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風險控制委員會難以發揮作用。”高明華指出。

除了股權結構中明顯的“一股獨大”之外，“隱性”的“一股獨大”問題更加隱蔽，也更難于監管。“近些年來，隨著監管力度加大，中小銀行的股東持股亂象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有些股東控股參股的銀行數量眾多，股東身份難以穿透。此外，內部管理人問題也值得關注，金融業很多股東與行動一致合伙人的持股比例已經成了‘隱性’的第一大股東。”中國銀行研究院院長陳衛東表示。

風險控制信息披露意識偏弱

“通過對2019年金融業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進行評估發現，金融業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意愿仍不強，對利益相關者的重視度不夠，對風險控制信息披露的意識也偏弱。”高明華指出。

金融企業通常包括銀行、保險、證券、基金、信托等企業類型，由于金融企業利益相關者的特殊性，單一分散的儲戶、基金持有人、保險投保人等無權參與公司決策，監督職能極易缺失。“金融企業發生風險在較大程度上可能會發展成為系統性風險，其對經濟造成的負外部性影響遠大于非金融企業。”高明華指出。

有數據顯示，A股上市公司中前十名最賺錢公司均為金融企業、上市金融企業利潤占據“半壁江山”。據中證金融研究院統計，2020年上半年，金融上市公司實現凈利潤1.05萬億元，占A股上市公司凈利潤的比重為56.76%。

近些年來，金融業關聯交易的數量不斷提升，對信息披露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從年報來看，2015年109家城商行主要股東關聯貸款的余額占整個產業的比重是5%，到2018年的時候上升到8.8%。”中國銀行研究院院長陳衛東表示。

專家指出，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的債務水平創出歷史新高，各國延續了金融危機以來的量化寬松政策，甚至更進一步加碼，從長期來看，這對金融業的影響也不可小視。

除此之外，陳衛東指出，“新冠疫情也成為推動金融科技創新的加速器，使得金融機構不得不探索和加快落實非接觸式的服務，加大完善居家辦公遠程服務等，這又可能滋生一系列新的違規甚至違法問題，這些新風險都需要金融業加大風險性信息披露。”

規范董事會治理迫在眉睫

不少專家認為，提高金融業上市公司治理質量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完善公司治理相關法律制度，提高違法成本，創新監管方式，加強穿透式監管，但更重要的還是要規范董事會治理，提高董事會的效率和獨立性。

“對于政府來說，需要通過完善公司治理相關法律制度，一方面增加企業違規成本，另一方面使監管機構的監管有法可依。”高明華指出，目前政府對于上市公司(包括金融業上市公司)偏重于行政監管，缺少有威懾力的法律，比如我們缺少專門的《內幕交易處罰法》、《反欺詐法》等程序法。既有法律也有待于完善，比如英國公司法有1300條，還有16個附件，而我國公司法只有218條，可使企業鉆的“空子”較多，需要堵上這些“空子”。

“對于企業來說，需要基于公司治理相關法律和規則不斷完善公司治理。”高明華強調，“提高金融業公司治理水平的核心是規范董事會治理，提高董事會效率，尤其需要增強董事會的獨立性，避免大股東或最終控制人對董事會的過度干預，董事會中獨立董事占比應該至少一半，同時建立獨立董事行為準則和責任制度。”

目前獨立董事由滬深交易所舉辦的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培訓班學習，并取得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培訓結業證。劉紀鵬認為，“獨立董事的產生機制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應將董事會聘任改為由相關協會在合格的獨立董事人才池中選拔派送，讓‘結業證’變成‘資格證’，提高獨立董事的專業性和監督作用。”

高明華建議，提高金融業公司治理水平應全面提升金融業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重點是加強對各類利益相關者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以及風險控制方面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強化“能說的都要說”的意識。

近些年來，移動支付、互聯網金融、數字貨幣等金融創新日新月異，涉及面越來越廣泛，甚至包括機構和個人安全問題，這對監管理念和監管技術方面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對此，有專家建議，金融監管要與金融業公司治理體系結合起來，把監管的要求轉化為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轉化為公司的自律行為，才能從根本上杜絕金融風險。

關鍵詞： 金融業監管 一股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