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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辟謠在近幾年興盛起來，其原因和表現都值得關注，這一現象是和信息傳播的快捷和碎片化有關，在表現上則呈現出一種組織化和系統化的特征，陜西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郭棟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互聯網時代的事實核查嬗變》一書專門用一章的篇幅來探討網絡辟謠這一現象，這種業界司空見慣的辟謠實踐被作者通過學術語言進行剖析，呈現出一定的社會學意義。

書的作者用了47頁的篇幅來分析聯動模式下的事實核查，此處的定語“聯動模式”很重要，因為這是當前網絡辟謠的一大特點，作者還用“合縱連橫”四個字來對“聯動“的意義進行進一步闡釋。

我們平常在刷手機時，會看到一些辟謠新聞，尤其是社會熱點事件發生之后，由于種種原因，官方沒有及時回應民眾關注的個別熱點問題，便會出現一些和熱點事件相關的謠言，這時辟謠新聞就會派上用場，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會深入了解這類新聞的傳播模式，書的作者說到，聯合辟謠平臺在2020年已經具備一定的規模，以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為核心，輻射到全國40多家辟謠平臺，從而形成一種震撼的媒介景觀，事實上，僅就這一現象而言，已經具備作為學術命題的價值，因為這樣一個聯合辟謠平臺協調了從中央級媒體到地方媒體的大量傳媒資源，可以想象，這種現象的形成很難通過某一種單一的力量來實現。

研究網絡辟謠聯盟，還需要深入探析地方的辟謠平臺是如何布局的，在大的聯盟的架構中，中小型平臺的發展空間如何？作者在書中分析了三家地方平臺，即四川、陜西和云南三地的網絡辟謠平臺，進一步指出，擁有足夠活躍的信息傳播者，是產生這種聯動氣質辟謠模式的重要因素，可見，最根本的要素還是人！

從地方辟謠平臺分散的模式升格到更高的級別則是我國網絡事實核查的一大創新。2018年8月29日，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上線，承辦者是新華網，這開啟了“聯動發現、聯動處置、聯動辟謠“的新型工作模式，那么又該如何看待這種模式的發展趨勢呢？作者的最終落腳點是”社會治理“，或許這種思路是打通信息傳播中“最后一公里”問題的有效之舉。

作為一部新聞與傳播領域的專著，這本書還探討了不同終端的辟謠形態之特點，以中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不同端口的內容為例，在PC端上，該平臺內容體量龐大，欄目設置豐富，版面的視覺語言和傳統的門戶網站有著一致的邏輯，更為重要的是，其內容設置貼近用戶，這是所有報新聞信息傳播者都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這種忒進行具體表現在，設置了調動用戶參與的“我來查證”欄目，一些核查內容還強化了專業性，特意在文后介紹了對該文進行把關的專家。貼近性的另一個表現當屬“可視化”呈現，“讀圖識謠”就是代表之一，該欄目的理念和碎片化時代的傳播情景相適配，甚至文字也通過圖片的形式體現出來。APP端上的事實核查類內容展示也有明顯特色。在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的移動端，辟謠新聞有淪為“日常生活化”的傾向，微信公眾號上的內容展示讓作者有了新的發現，即看到了一種介于機械組織和有機組織之間的新型組織模式，這種融合的組織特點表征出核查機構和新型的互聯網產業在相互滲透的過程中的一種嵌入性特征。

當然，聯動模式下的辟謠也有不足之處，尤其是地市級網絡媒體上的辟謠平臺，內容體量相對較小，甚至存在炒冷飯的現象，作者也質疑“現有的內容體量能否適配你這種辟謠平臺延申到地市層面的做法呢？”筆者的觀點是樂觀的，只不過信息傳播的靈活性需要倍加關注。（孫建 上海政法學院副教授）

關鍵詞： 中國互聯網 門戶網站 司空見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