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中軸線不僅是北京的建筑軸線，也是文化的軸線。晚清、民國年間，北京正陽門以南的天橋成為古都文化地標之一。其實在古都中軸線的悠久發展史上，有過元、清兩座時代不同的南北“天橋”，萬寧橋才是北京中軸線上最早的“天橋”。

此天橋非彼天橋

最早將元、清兩代“天橋”混而為一的，是民國年間的方濟川。他撰寫的《天橋納涼詩》記錄了晚清、民國年間北京南城天橋地區的繁盛景象。其中提到：“水心亭上耽醇酒，歌舞臺前聽鄭聲。豈是長安人盡醉，不知大廈近將傾。”又稱：“五百年前一石橋，今來此處也魂銷。酒茶樓畔笙歌醉，車馬叢中粉黛嬌。”

方濟川在詩中注稱元人著有《題天橋詞》：“莫道斜街風物好，到此處，便魂銷。”又于序中斷言“橋在北京南門內，為元代妓舫游河必經之地”，直接將清代天橋的歷史追溯到五百年以前，即始于元代的石橋。這一說法，1951年再經文化學者張次溪載入其編纂的《人民首都的天橋》一書，此后廣泛流傳，多謂“北京的天橋，始建于元代”。

后人競相征引“元人《題天橋詞》”，以表明北京南城天橋歷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然而正如姜緯堂先生所言，此“元人”究竟為誰，所謂“天橋詞”載于何處，卻從未見考證。方濟川詩中的摘引，當出自元代詩人許有壬的《飲海子舟中答人招飲斜街》：

柳梢煙重滴春嬌，傍天橋，住蘭橈。吹暖香云，何處一聲簫。天上廣寒宮闕近，金晃朗，翠岧峣。誰家花外酒旗高，故相招，盡飄搖。我政(正)悠然，云水永今朝。休道斜街風物好，才去此，便塵囂。

方濟川以許有壬詞中提及“傍天橋，住蘭橈”，故在自己贊詠天橋的《天橋納涼詩》中籠統注為“元人《題天橋詞》”。他將原詞末句“休道斜街風物好，才去此，便塵囂”，誤錄為“莫道斜街風物好，到此處，便魂銷”，應是歌賦之時憑記憶夾注，所謂“詩無達詁，文無達詮”，不必深究。但許有壬詞中所說的元代“天橋”，是否就是晚清以來繁盛一時的城南天橋，卻值得探討。

許有壬是元代著名文學家，其《飲海子舟中答人招飲斜街》生動描繪了元代傍依“天橋”的海子附近柳綠春嬌、簫笙宛轉，一派鶯歌燕舞的繁華景象。方濟川或以其詞中稱友人“招飲斜街”，而清代天橋之北亦恰有以煙花柳巷聞名的楊梅竹斜街，遂將二者誤而為一。然而此元代“天橋”，非彼之清代“天橋”;此元代“斜街”，亦非彼之清代“斜街”。

“天橋”位于海子上

元初劉秉忠設計元大都的街巷大道時，基本上南北、東西方向取直，僅有鐘鼓樓以西依原來水岸地勢形成著名的斜街，亦即沿用至今的什剎海東岸鼓樓西大街。許有壬詞題已明謂“飲海子舟中”，指出其聚飲地點為“海子”。

海子即元代大運河修通以后的積水潭，明代《長安客話》稱其“汪洋如海，故名海子，俗呼海子套”。元代狀元宋本曾作有《海子詩》：“渡橋西望似江鄉，隔岸樓臺罨畫妝。十頃玻璃秋影碧，照人騎馬入宮墻。”可見其地距離元代皇宮之近。許有壬詞中的“廣寒宮”，指的也正是元內廷瓊華島上的廣寒殿。

廣寒殿始于金代，元世祖至元初年重修，因地處海子之南，金碧輝煌，觸目可及，故許有壬在詞中感嘆“天上廣寒宮闕近，金晃朗，翠岧峣”。可見許有壬所說的“天橋”，顯然就在大都城北的海子附近，與清代位于正陽門以南的天橋毫不相干。

事實上，許有壬所說這座北京史上最早的元代“天橋”，就是今古都中軸線上赫赫有名的萬寧橋，亦名海子橋。

清代《日下舊聞考》引元代《析津志》有記：“萬寧橋，在元(玄)武池東，名澄清閘，至元中建，在海子東。至元后復用石重修，雖更名萬寧，人惟以海子橋名之。”海子橋又稱越橋、月橋，俗稱三座橋，明代以后還有北安橋、地安橋、后門橋等稱呼。元禮部尚書馬祖常所作《海子橋》詩稱“南望蓬萊觀，行人隔苑墻”，又謂“宮樹飄秋葉，江船認石梁”。明初狀元曾棨也作有以“海子橋”為名的詩歌，略謂：“鯨海遙通一水長，滄波深處石為梁。平鋪碧甃連馳道，倒瀉銀河入苑墻。晴綠乍添垂柳色，春流時泛落花香。微茫迥隔蓬萊島，不放飛塵入建章。”建章宮為漢武帝劉徹修建的皇家宮苑，這里借指元代繁華的宮廷建筑，形象地再現了元明海子橋別具一格的歷史變遷與人文風景。

海子橋為何譽稱“天橋”

許有壬之所以將元代海子橋譽稱為“天橋”，或與清代城南“天橋”之得名相近，首先在于此橋為元代帝王往來兩都必經的“天子之橋”。元世祖統一中原后，設上都、大都南北兩都，并實行兩都巡幸制度。每年二、三月草長鶯飛之際，元帝率領宗王貴族、文武百官，浩浩蕩蕩從大都出發，到塞北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境內)駐夏，處理政務。八、九月秋冷草黃時節，再從上都返回大都過冬。而每年春季元帝自大都北上，出宮最先經過的地方便是海子橋。秋季從上都南返，海子橋則成為其入宮前的最后一站。

西山泉水匯入城北積水潭后，江南船只可以直接駛入大都城。元世祖御駕途經海子橋時高興地為“通惠河”賜名，以寄托“通暢南北、惠濟天下”之旨。這座橫跨河道南北的“天子之橋”，也由此見證了北京運河史上最為輝煌的一幕。

其二，則是用來形容其橋面高峻，似“天上之橋”。元代海子橋為京杭大運河千里北上的終點所在，地處通惠河連接積水潭的關鍵位置。其時運河新通，千帆云集，竟日不息。海子橋西側的澄清閘，成為控制運河水量、保證漕運暢通的關鍵設施。元人有詩描寫澄清閘換閘之艱難：“六丁竭力用工夫，不用長虹枕海隅。石齒冷涵云跡潤，樹頭寒掛月輪孤。”海子橋初為木橋，后來才改為石橋。由于橋下漕船往來頻繁，橋梁距離水面自當留出相當高度。尤其是澄清上閘關閉、下閘開啟時，運河水位下降，海子橋之高峻，更加引人注目。

到元代中后期，由于受水量限制，進入積水潭的漕船越來越少。《析津志》稱為“蓋江南直沽海道來自通州者，多于(齊化門)城外居止，趨之者如歸”。尤其是明初將北城墻南移至德勝門、安定門一線，永樂年間又將原通惠河部分河道圈入皇城，千里漕運的終點碼頭便轉移到城外大通橋、通州、張家灣沿線。元代繁華一時的城北積水潭，此后逐漸衰落。元朝滅亡以后，兩都巡幸制度自然終止。因而明清時期的萬寧橋，雖不失為城北勝跡，但屢經修葺后，不再擁有昔日“天子之橋”“天上之橋”的亮麗風采。元大都北城一代“天橋”的盛名，隨之湮滅。這或也是清代“天橋”興起后，時人將二者混為一談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見，北京歷史上有過兩座著名的“天橋”，一為元代“天橋”，一為清代“天橋”。兩座“天橋”一北一南，前后呼應，在北京城市發展史上都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成為古都中軸線上兩座最為重要的“文化之橋”。尤其是稱為元代“天橋”的海子橋，已成為古都中軸線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建筑，有“古都中軸線上第一橋”之美譽，也將在北京未來的文物保護與社會發展中，發揮出更大的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鄭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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