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這一亂象？如何加強監管與治理？圍繞這些問題，《法治日報》記者近日采訪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外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姚金菊，北京市蘭臺(上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徐紅梅。

記者：有MCN機構為降低成本，將目標轉向未成年人，用“能出名”“賺錢快”吸引他們，用“美少女”“萌娃”等標簽包裝，要求其超時長直播。一旦拒絕，便利用合同進行約束。如何看待MCN機構利用合同強迫未成年人工作的行為？

姚金菊：一些MCN機構強迫未成年人超時長工作的行為，是違法的，其本質是利用未成年人缺少法律知識、不懂合同相關法律規則的心態將其與MCN機構綁定。

首先，我國對于合同的有效性以法律的形式進行了明確規定，如果同MCN機構簽訂的合同，或MCN機構提供的格式合同不符合法律的有關規定，如排除主播解約權、設定天價違約金、不合理免除機構義務，則違反相關規定，條款無效。

其次，MCN機構以本應無效的非法合同為約束、強迫未成年人工作，無論該未成年人是否已滿16周歲，都涉嫌違反未成年人保護法關于未成年人用工的有關規定，MCN機構則面臨包括罰款在內的相關處罰。情節嚴重的，如以“雪藏賬號”“曝光隱私”“流量績效”等威脅手段強迫超時直播，則可能涉嫌違反刑法中的雇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

記者：未成年人一方面心智不夠成熟、涉世未深，另一方面又缺乏法律意識和維權能力，這很容易被一些流量至上的MCN機構瞄上。針對這種情況，該如何加強監管和治理？

徐紅梅：首先要嚴格規范簽約的合法性。建立涉未成年人合同的強制備案制度，由第三方審核合同條款公平性，禁止包含超高額違約金、無限續約等霸王條款。對于誘導未成年人隱瞞監護人簽約、偽造監護人簽訂同意書的機構，應依法吊銷其營業執照并處罰款。

同時要落實平臺與機構的主體責任。直播平臺強制進行人臉識別，并需監護人認證，實時攔截未滿16周歲未成年人的賬號；已滿16周歲未滿18周歲的主播應核驗書面同意書，違規者永久封號。建立主播檔案(入職前體檢/年度體檢)；禁止深夜直播、單日超過4個小時直播等不合理條款。將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機構列入黑名單并進行公示。

姚金菊：要加強部門協調配合，提高監管效能。網信等部門通過常規監管與專項行動相結合的方式，強化對MCN機構涉及未成年人的監管力度，加強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力度，并不斷加大網信、公安、教育等相關部門的聯合執法力度，織密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網。

發揮平臺治理的優勢與效能。平臺可以利用大數據等相關技術，對MCN機構中的未成年人賬號或未成年人直播時長、內容等進行監督，降低相關流量熱度，并通過未成年人違規內容舉報通道加強監督。

完善社會共治。重視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家庭應當教育未成年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家長也應以身作則，學校應當幫助未成年人塑造正確的網絡觀，加強網絡安全教育，從而在未成年人網絡保護中形成家校共治合力。

記者：平臺能否強化源頭治理，對違規安排未成年人出鏡直播的賬號及背后MCN機構采取“一刀切”“不得轉世”的處理？

姚金菊：平臺對于違規安排未成年人出鏡直播的網絡賬號以及背后的MCN機構，采取“一刀切”“不得轉世”的處理方式，這種措施強調平臺監管責任，會在平臺端起到一定效果，但可能出現對成年人注冊、未成年人偶然出鏡的賬號誤封，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MCN機構的責任，從而導致平臺在內部監管的過程中對MCN機構的權利進行不當限制。

徐紅梅：相關平臺在網信等部門的督導下，可以通過“技術攔截＋信用懲戒＋法律追責”這一套機制，實現對MCN機構違規簽約未成年主播的源頭治理，杜絕套利的空間。

記者：從長遠來看，能否完善法律法規，明確禁止MCN機構簽約未成年人，徹底終結一些MCN機構將未成年人視為“賺錢工具”？

姚金菊：未成年人保護法和勞動法均將16周歲至18周歲的未成年人界定為“未成年工”，這實質上承認了該年齡段群體相較于年幼未成年人具有更高的認知能力和行為自主性，并在嚴格限制下賦予其從事特定勞動的資格。如果明確立法禁止有可能不利于部分16周歲至18周歲未成年人的發展，并且和現行法律體系有所沖突。

法律應當保持客觀理性和謙抑性，尤其是在面對已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時，法律應當在保護與自由之間進行價值平衡，既要避免因明確禁止而對自由產生不當侵害，又要避免因自由而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造成不利影響。

徐紅梅：想要徹底終結MCN機構違規簽約未成年人，需要建立如下制度體系：

進一步立法明確直播活動屬于“不適宜未成年人參與的營業性活動”，直接適用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禁止性條款。

建立違法行為的懲戒措施。簽約未成年人的，按照簽約人數每人處以10萬元至100萬元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可吊銷營業執照，永久不得進入此行業；采取非法手段逼迫未成年人直播的，追究刑事責任。

做好相關配套措施建設。直播平臺對入駐MCN機構進行資質核驗，若放任簽約未成年人主播，則承擔相應的行政處罰責任。

同時，限制約定解約賠償金額上限不得超過主播實際收入的20%，以杜絕機構天價索賠牟利。教育部門與平臺共同推出“青少年網絡素養教育課”，明晰盲目做“網紅夢”的利害，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網絡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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